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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中国的位置:70年中国政治学国家主题的显隐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9-10-07 13:11 点击数: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启动改革开放,其构成中国政治学话语建构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此前,中国尝试模仿快速实现国家强大的建国目标的苏联,却仅仅积累起沉痛的教训。因此,国家发展的方向必须扭转,才有望使中国真正成为“独立、自主与富强”的国度。此后,中国确实转向了现代化发展的新轨道,不仅启动了市场经济的广泛实践,而且开启了政治体制改革之思。自晚清以来,中国此时此刻才真正让国家运行在现代化的轨道上。相应地,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也从中汲取理论营养,尝试创建既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又具有普适性质的政治学理论。但这个进程的开始,不是从国际话语一下子落定为国家话语,或国际主义话语一变而为民族主义话语,而是首先跳跃到另一种与民族国家及其政治学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际性话语:改革开放后的一个较长时期,中国尝试对接的国际“先进”话语与制度,从此前的苏联转变成美国。中国努力对接的是美国所代表的政治学话语与制度实践模式。

  美国与苏联是两种类型的国家,但同时又都是对后发外生的、尤其是落后的现代国家具有示 范性的国度。美国是渐进崛起的现代国家,在现代建国百余年之际,崛起为世界强国。但美国之 称雄世界,长期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大局变化趋势相左——它是资本主义国家崛起的典范,是新兴 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自然是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的敌人。苏联是迅速崛起的社会主义国家, 以其强有力的国家权力迅速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度,改造成一个足以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对垒的 强大国家。这令所有处于“落后挨打”的后发国家艳羡。这是一种在情与理两方面都可以理解的羡慕:任何一个希望迅速改变落后面貌进入强盛国家行列的国家,都希望成为苏联,而不希望成为长期 渐进发展方才崛起的美国。而且苏联的国际主义示人以平等对待落后国家的新面目,不像美国那 样似乎仍然充满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性与掠夺性。就此而言,中国全情投入苏俄的怀抱,完全 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但美国的综合实力远超苏俄。一旦一个落后国家走出革命建国的激情,将国 家建构问题放置到理性的平台上衡量,美国的建国模式与发展态势,对落后国家的吸引力就会超 过苏联。尤其是在国际经济发展的比较观察中,呈现出苏联对卫星国的资源掠夺与政策控制,而 美国相应政策的刺激性不如苏联,这就给落后国家处理与苏美的关系展示了不同前景。加之从二 战后的国际阵营发展的结局来看,与苏联关系紧密的国家愈来愈穷,而与美国友善的国家大多迈 入发达国家行列,这就更是给落后国家理性审视苏联道路与美国道路以相当不同的理据。

  中国与苏美的关系不是一种寻求平衡的关系。倒相反,三者的关系长期处在一种绝对不平衡的状态:在中国确定“向苏联一边倒”国策的情况下,中国对美国的敌视,一直是政治观念与政策制定的一个基本倾向。而在中国“打倒帝修反”的国策中,苏联和美国一样成为受敌视的国家。只有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现代化闸门以后,这种不均衡关系才有了改观:美国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参照系,成为政治理念、制度设计与生活方式的一个模仿对象。

  历史地看,美国与苏俄一样,一直是中国建构现代国家、当然也就是中国建构现代政治学的牵引性国家。这与苏俄和美国以强大国家面目同时出现在尝试实现现代转型的晚清中国面前有关。虽然中经晚清、民国与人民共和国三个政治体的变化,这种强势参照关系丝毫未改。只不过走俄国道路还是走美国道路,中国在经历了一个现代化严重挫折的过程以后,才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与人民共和国建政早期阶段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选择相仿,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大多数情况下,出现了明确可辨的“悉照美国”特征。

  “悉照美国”的理念始自晚清。邹容认为,必须经由革命建立新中国,新中国必须是一个采纳共和政体的国家。至于共和中国如何建构而成,他认定,中国必须建构成共和国,共和国是自由独立的国家,“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参照中国性质而定。自治之法律,悉照美国自治法律。凡关全体的个人之事,及交涉之事,及设官分职国家上之事,悉准美国办理” 。在邹容看来,中国的共和建国,美国已经提供了立宪的蓝本,只要注入中国性质即可;中国的社会自治,完全仿照美国法律推行即是;中国的公共行政事务,也只需按照美国方式办理便成。这是与中国“走俄国道路”全然不同的“走美国道路”的系统表述。这一方案为代清政府而起的民国政府所拒斥, 但民国与美国的友好显然在跟苏联的友善之上。正是这一定势,让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与美国的早期关系处在相当紧张的状态。不过,由于中国实在无法长期实行同时抗拒苏联与美国的国策,1972 年成为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历史转折点。 并且最终在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之际, 中美关系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的主轴。

  这与决定中国现代化基本国策的领导人对中美关系重要性的认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有利,“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同时,中美关系正常化也对世界秩序的维护有利。亦如所说,“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这是基于内政外交两方面的理由确立的中美友好关系基调。

  这样的国际关系态势,直接塑造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话语倾向:美国政治学对中国发生全面、深刻而持续的影响。

  一方面,这固然与美国强盛国家相倚的强势政治学相关。诚如王逸舟依据国际政治学指出的,美国政治学在国际范围内占据绝对知识优势。这一优势,从多个方面 得到印证:一是从国际政治学的主导流派来看,“纵观西方国际政治研究本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这里有个始终存在、发散着巨大影响的‘美国重心’。是美国的威尔逊理想主义,造就了第一阶段的‘乌 托邦’特征;是摩根索、凯南和基辛格等人的研究,奠定了其后阶段西方‘权力政治学’的框架, 使国际政治学与外交政策结合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是多伊奇、卡普兰和沃尔兹等人的‘行为科学的现实主义’研究(以‘信息现实主义’‘系统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等形式出现),使国际关系的分析头一次具有了‘科学’外表;是以基欧汉、奈伊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美国新自由 主义者的工作,使全球主义学说从罗马俱乐部的生态分析层面推进深入到国际政治层面。虽然其 他的‘旁系’多少起一点制约作用,美国人的主导地位直到80年代中期以前没有受到任何质疑;目前它虽从巅峰状态有所下降,仍处在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高度”。二是从学术研究机构、出版刊物来看,“美国始终拥有范围最广大实力最雄厚的研究机构(包括大学、研究所和课题基金),出版比其他国家更多的国际事务期刊杂志,美国政治家和舆论界的国际事务兴趣似乎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同行更浓厚”。三是从政治学理论的传播与影响力来看,“不管人们承认与否,一个事实是,很多重要的思想和见解,无论是否由美国人首创,总是经过‘美国中心’的阐述和诠释,明天要去武汉请问现在武汉天气怎样?穿 才形成国际研究界公认的‘一家之言’;连‘美国中心论’的许多批评者,如罗伯特 ? 科克斯、罗伯特 ? 沃克、吉米 ? 乔治,也经常是通过美国的巨大和卓有成效的科学研究网络和印刷传媒网络, 才得以使自己的批判理论广为人知。此外,在非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在许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东亚和东南亚),在非西方的广大发展中世界,国际关系学术界对世界政治的理论认识也多受到美国中心的严重辐射,出现了所谓‘美国化’现象”。四是从知识群体提供的经典作品来看,“从二战结束至 80 年代初的 35 年间出版的、被誉为‘当代经典’的 22 部著作中,美国作者提供了 18 部,占总数的 80% 还多,美国以外的发达地区的作者贡献了另外的 4 部,不到总数的 1/5”。这种研究优势,从政治学的其他学科来看,又何尝不是如此?!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与国际政治是政治学的三大分支,可以说当今世界上都由美国政治学界提供了最多且最重要的作品,最为政治学共同体公认的权威杂志,最有效的学术传播渠道。政治学的“美国化” 是一个全球现象。向美国打开大门的中国又怎么会有例外呢?!

  另一方面,自然与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自愿、自觉地接受美式政治学的研究进路、思想影响、评价机制与教育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有学者指出,美国与欧洲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学研究范式,即欧洲的人文主义传统与美国的科学主义传统。但不能不看到,“近些年来,美国学术系统的组织逻辑和评价系统被移植到中国,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成为评价一个学者学术水平的标准,并将其与职称、工资等待遇关联起来。这一机制对于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负面影响可能比人文学科更大,因为人文学科总体来讲是一种阐释性研究,量化研究在其中属于边缘,我们很难想象在人文学科中会出现量化研究一统天下的局面。但是,在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中,量化研究已经成为是否‘科学’的一个标志” 。论者关注的是中国政治学界受美国影响可能形成的失衡研究态势,但在此人们首先看到的可能是美国政治学研究对中国相关研究的决定性影响。美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学的影响力,自然与中国对美国国际关系上的亲和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种影响达到了中国政治学的实证研究几乎是对美国相关研究预设加以证实的地步,仍然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学的研究从此前的一边倒向苏联,转变为一边倒向美国,是有着政治学国际知识版图的某种必然性的话,那么中国学术界的主动认同,应该说是这一倾向呈现出来的重要动力之一。究其原因,当然与中国政治学界的价值与知识双重的不成熟有关。

  就价值一端来看,中国政治学界关乎现代价值的共识远未形成。而且由于国内政治生活方式的影响,诉诸价值争论以促成价值共识的做法被抑制。因此,缺乏价值共识基础且又难以启动价值共识的竞争性促动机制,美国政治科学界推崇的“价值中立”的研究进路,就很容易为政治学研究群体所接受。这使中国政治学界无法深入研究关乎中国长远发展的基本价值问题。价值问题一旦被悬搁起来,政治学就失去了灵魂与方向。而且现代价值的竞争性探究一旦缺失,政治学研究势必成为游魂野鬼式的游谈。这就不仅让中国政治学界无法直探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真正从事具有原创性的政治学研究,而且中国被美国政治学牵着鼻子走也就不是什么令人惊怪的事情。

  从知识的视角看,由于中国政治学的舶来性质,同时由于政治学中国化的进展甚缓,中国政治学界并没有成功将现代政治学研究转换为基于中国情景和汉语表达的学术研究活动。这就使 70 年来中国政治学界呈现出在前期效仿苏联,近期效仿美国的研究群体特性。在这样的研究定势中, 本应在经验描述上凸显中国全貌,在理论研究上展示中国风格,在比较优势上呈现中国特点,在理论原创上做出中国贡献,但实际上却几乎都付诸阙如。同时,在政治学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或规范论证方面,不仅失于对中国现实政治的重述与分析,而且失于对中国政治的规范论述与愿景描摹。换言之,在美国政治学话语主导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情况下,中国依然徘徊在国际话语的密林,而没有找到国家话语的立足点或支撑点。需要不为多余地澄清一下,所谓国家话语, 是针对中国政治经验生活引申出来的政治学理论话语,它具有与其他国家依据自身经验引申出的政治话语的不同特点。这些话语,自然具有国家独特性与人类普适性两重含义。从总体上讲,它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学对全球政治学话语做出的贡献。因此,政治学的国家话语不是国家主义话语, 即以崇尚国家权力建构的政治学理论话语。所谓政治学的国际话语,是将国家具体的政治生活经验掩盖或隐匿起来,仅仅以抽象的政治理念来概括实际的政治生活,而且将现实政治生活作为抽象政治理念的塑造对象,从而完全失去政治学研究的现实基础与经验指向。就此而言,无论是中国一边倒向苏联,或是一边倾向美国,都不可能完成中国政治学应当优先描述和分析“中国”政治的基本研究任务。“中国”就此被严严实实遮蔽在抽象化的、挪移进中国的国际话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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